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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公共外交与北外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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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雨露 时间:2011-9-19 点击量:8141次

                       ——在第二届公共外交论坛(2011)暨第四届外交官论坛上的发言

      各位敬爱的领导、各位大使校友,以及各位北外的老朋友。我今天向大家报告的题目就是《公共外交与北外的人才培养》。
      这个月是北外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这个中心做的众多的事情里面一件核心的事情,就是团结兄弟院校和各个公共外交组织和机构的专家和学者们,努力地完成了中心第一部年度研究报告。现在作为一个讨论稿提交给大会,请大家批评指正,我们再修订完善。这个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挑战和机遇》报告当中最后凝练出来的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八大挑战。
      挑战之一,中国公共外交面临国际挑战。公共外交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的风云际会,反映出公共外交又重新拥有了全球性的生态,反映出世界各国不希望因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集团崛起和西方世界面临的经济、金融困境之间的矛盾,通过激烈的或者战争的方式解决。目前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传统的公共外交强国之外,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这些国家都开始重视公共外交,而且其中共同的特点之一是将中国作为公共外交主要的政策对象。对此,中国必须有效地应对以维护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独立。
      挑战之二,中国政府公共外交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中国如何通过传统外交的自我革新,以自信、开放、更具有亲和力和道德感召力的现代政府形象,来塑造与中国庞大经济规模相匹配的作为负责任国际社会建设者的全新国家形象。
      挑战之三,媒体外交。媒体外交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不足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的原因包括了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的大格局,中国媒体综合实力和专业水平的不足,以及语言、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沟通的困境等等。
      挑战之四,新媒体双刃剑的作用。作为全新的公共外交工具,一方面新媒体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便于调动各种海内外的资源,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另外一方面,新媒体又容易扩大负面信息的影响,并可以用于屏蔽政府权威信息的发布,导致中国国家形象的失真。
      挑战之五,文化外交。文化外交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核心是价值观外交。中国文化外交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有效地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与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以有效地改变中国文化价值观在国际体系当中的结构性的弱势地位。
      挑战之六,企业。企业是参与公共外交重要的主体,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事关企业全球竞争的成败,也在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反过来,国家形象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国家的威望支撑企业的品牌。中国跨国企业公共外交的挑战在于,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海外形象的建设,建立三位一体的企业海外形象管理体系,也就是国别战略管理、海外社会责任管理、媒体与公共关系管理的三位一体。
      挑战之七,民间外交。中国民间外交属于广义的公共外交范畴,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但同样也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中国的民间外交组织缺乏协调的机制,整体上而言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二是某些民众的素质和能力低,走出国门之后某些行为在损坏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国的民众形象。三是民间外交缺乏资金等系统性的支持体系。
      挑战之八,是公共外交学科化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些挑战在于对于公共外交的理论核心、一般规律、学科定位和学科边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外交等等问题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这些争议当前使得我国公共外交人才的培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对于最后一条来说,我想这是北外建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最终需要收获的东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重镇,作为一个外交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镇,这是北外的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所以如何面对新的外交形式以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对国际化人才的急迫需求,北外的人才培养究竟如何尽快地呼应时代需求,进行培养体系的改革,我想其中公共外交所提出来的需求是我们整个高等教育界,特别是北外这样的学校不能够忽视的。但是对于目前在公共外交学科化方面所存在的争议,我们又不能够等到不存在争议才去培养公共外交人才。所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最后形成的共识是:先做起来再说。我们的理解,有四点是不存在争议的。
      第一,公共外交的核心问题无非是研究政府与外国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公共外交的本体。
      第二,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学科,它一定是具有浓厚的跨学科的特征,它要求的是各种相关学科的综合,从知识到方法论。
      第三,中国参与全球的治理对人才国际化能力的要求目前提得更高,在这一方面对北外来讲说是公共外交对能力的需求也好,还是整个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对国际化人才能力需求的提高也好,实际上是相行不悖的。
      第四,北外作为70年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学校,在这70年里始终配合着国家战略的需求,在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体系。当前又面临一个新的时代性的国家战略需求,我觉得应当传承、弘扬这种传统,能够先行一步做实验性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所以我们觉得也是应该的。
      因此,北外“十二五”规划当中所制定的2020年的发展目标,也就是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是在中国的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20年的发展目标之下,我们经过了若干轮的讨论,全校性的讨论,最后由学术委员会的教授们形成共识。这个共识表述起来包括三方面:战略目标到2020年建设成为国际知名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由原来的外语语言人才、翻译人才的培养向复合型、高层次、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模式转型;科学研究由原来的外国语言学的研究和外国文学的研究为主,转型为国际区域问题研究,特别是与我国政府外交、公共外交的政策对象区域为主研究的国际区域问题研究重镇。也就是说,基本的路径是未来10年通过战略的转型,实现学校战略的升级。
      这里作为一个“十二五”的规划,有相当多的项目来支撑,其中一个核心的项目是今年6月份国家教育改革试点工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项目和985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让北外建设的一个核心的项目,这个项目名称就是复合型、高层次、通晓国际规则的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模式。现在做的规划是这样的,目前北外有49个语种,语种我们反复讨论需要扩大,目前扩大的目标,2015年到74个语种,2020年到90个语种左右。这样的一个10年发展规划,看上去大家觉得是不是过于激进?实际上论证的依据有以下四个:
    一个论据是1962年外交部转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发展的规划给周总理。周总理改得密密麻麻,最后有一段批示,就是希望北京外国语学院在未来10到20年的时间里,将语种增加到74个,以覆盖世界主要语言国家和地区。这是我们在论证的过程当中从北外的档案库里面挖出来的。这个批示我们看了以后大家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总理提出74这样一个精确数字,比我们原来提的报告里面要多出很多,我想他一定是经过了自己反反复复的思考才落笔的。按20年说,1982年就应该到74种,但是现在30年过去了,马上就要到2012年了,现在北外只有49种,全国只有57种。现在看来,可能确实是慢的,因为中间风雨激荡的年代耽误了等等。何况现在中国在全球的形势和地位与原来冷战时期需求的语言人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个依据是教育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外语教育与研究基地设在北外。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战略的研究基地,他们做的研究报告表明,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或者世界大国,开始的语言做了10个国家,其中前4个国家:美国270余种,俄罗斯120余种,法国90余种,英国80余种,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对中国来讲,逐渐地,特别是10年以后,基本达到前四名的水平,恐怕是应该的。特别是对语言人才来讲,是一种战略的贮备,如果到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去做恐怕是困难的,是来不及的,因为人才的培养是有着一个长周期的。
      第三个依据是公共外交实践决定的,所谓的小语种大外交。再过一个星期,9月24日是北外70年的校庆,我们向中国各个驻外使馆发出邀请,很快得到的回执是123个国家的使节,其中有81位大使都参加庆典。同时,潘基文秘书长送来了贺信,马来西亚的总理、斯里兰卡的总统,还有国际奥委会的罗格主席都专门录了视频,通过专递寄到我们这里来表示祝贺。我们想为什么能够有这样世界性的八方来贺?我们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北外开设的语种多。所以说语种不管大小,实际上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外交非常重要的工具。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在座的老大使们,对于我们公共外交也情有独钟,非常支持,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和指导。在过去的70年里,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之后,在北外毕业的杰出校友当中,担任大使的我们已经整整齐齐列到上面的有405位,这样一个壮观的高层次的大使群体,我觉得这是母校的光荣。为什么北外那么多的大使校友?我想除了人才培养方面从开始总理、陈老总他们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老师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北外70年,4千多位外国的专家,有的把中国作为了第二祖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之外,我想语种多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北外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这是一个语种的结构和语种的规模所决定的。
      第四个理由是要联合发展。承担这样的一个国家优势学科的创新平台,一个国家层面的平台,发展中国的语言人才培养,我觉得光靠北外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是北外牵头联合国内的兄弟院校共同来做。非通用语人才,特别是小小语种人才的培养成本是极高的,很多专业是4年招一届,一届就招12或者16个学生,我们一个教研室跟着这12个或者是16个学习培养下来跟4年,学生还要到国外去学习,成本很高。所以很多学校觉得太亏本了,所以不愿意做。这个表里面大家看到的是目前全国开设57种,北外是49种,其他的院校第二名的是20种,其中北外自己开设其他学校没有开设的有将近20种,是这样的格局。目前作为一种国家语言人才培养的战略,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国家财政出钱,覆盖成本,支持发展,我想我们也是愿意跟兄弟院校一起来做的。除此之外,在90种的名单当中,还有若干个是属于科学研究的学术语言,比如拉丁语、梵语、巴林语、古希腊语、斯拉夫语等等,这些语言需要的人才极少,而且不需要成批大规模地招生。我们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培养方式。我们国家需要有这样的人,需要培养起来这样一批人,一旦需要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人能盯得上。总的来说,这是语言发展的规模上,为什么要做。
      在这个平台上完成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人才培养的新目标和更高的要求。结合公共外交人才规格的需求,现在我们所做出来的人才培养新框架是这样一种模式,今天也提交大会,请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就是一二三四的模式。
      所谓“一”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跨文化的交流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要求我们非通用语人才不能只了解小语种对象国的文化和国情,首先必须把中国自己的文化要了解清楚,要能够向世界很好地说明中国文化的精髓,文化体系,文化的传承、演进的脉络,能够说明文化当中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学生对西方文化体系要知道,要了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三元文化的了解。除此之外,还要求心理学和传播学,心理学、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跨文化交流的方法论。这里面我们原来有些是弱的,现在在逐渐地加强,包括心理学科也要给予很大程度的加强。
      所谓“二”是指的两种外语。两种外语就是小语种加一种通用语言,将来的小语种人才除了自己的小语种之外,必须还要有一种通用语。这个一方面是他在国际舞台上活动能力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是就业另外的一种。一旦我们招了一届,毕业之后暂时不能就业,他可以用通用语就业。现在我们很多的小语种这种经验已经出来了,很多小语种在考英语系研究生的时候是非通用语专业的人考第一,而不是英语专业自己考第一,所以已经有一套现成的模式,时间是够的,他们的潜力是可挖的。
      所谓“三”是指三种专业知识的复合。三种专业知识包括外交学、国际经济与金融、国际法与国际规则。当然,其他的社会学等等不是不学,而指的是核心专业知识模块要复合到我们的新型人才身上。这三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学不用说,国际经济与金融刚才燕玲行长已经讲了,现在由于全球各个区域和经济体,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你走到国际舞台上去,如果不懂得金融的话语体系,就很难跟人家做非常有效的交流。所以我们讲,说金融的话语已经成了第7种通用语言,也许确实如此,所以我们的同学必须要有它。国际规则方面,胡总书记专门在人才工作会议上讲到,通晓国际规则,适应开放新形势的人才。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通晓国际规则恐怕是第一步,从长远来看还要教他一种新的方法论,就是如何去影响和改变现行的、以西方价值观体系为基础的国际规则体系。我们用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支撑的方法论去提出我们认为正确的、合理的、能够引领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新国际规则体系,也要让我们的同学掌握这样的方法。
      所谓“四”是指的四种素养。这包括全球视野、国家情怀、意志品质和社会责任。这四种是我们大使俱乐部、大使论坛前几次大家讨论的时候给北外母校的同学们和我们学校领导班子所提出来的希望,这是在整个外交生涯当中大家达成的共识,也是我们北外学生延安精神加国际化视野结合起来的竞争力所在。但是新的时期需要更高的要求,必须通过若干个项目和平台来把它落到实处。比如北外全员支教的“歆语工程”,到贫困地区、偏远地区的县城甚至是乡村去帮助培养、帮助培训外语老师。同学们回来之后收获非常大,既是服务社会,也是自我教育。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做到的。
      战略储备人才的培养,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我们有些语种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和外交的敏感区域所包含的语种,但是有的可能更具未来性,现在需要储备人才。这个专业我们可以设,但是并不急于马上招生,招生之后分不出去怎么办?所以这方面我们大家探讨的路径是这样的,就是人才储备与国际区域问题研究结合在一起,与公共外交研究结合在一起来建一个研究团队。也就是我们从通用语专业里面选拔高素质的毕业生,让他走5到6年的国际政治学专业的硕博连读,其中有2到3年的时间在即将准备开设的小语种对象国学习语言,一般是3年,拿到对方的硕士学位,回来再拿国际政治学的博士学位,然后我们留校工作。留校不招生怎么办?第一我们把这样几十位都储备在北外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或者是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让他们从事公共外交和国际区域问题的研究,同时让他向全校开设这个小语种的选修课程。将来北外会开设出几十种小语种的选修课程,大家作为延伸语种可以学习。但是我们建立起来了一个高素质的、充满活力的公共外交和国际问题、区域问题的研究团队。北外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做国际区域问题研究,也在北外的学术委员会达成了共识。目前我们划分出来的第一步是六大区域的研究团队,比如说北极,北极问题即将成为国际热点问题,中国国家利益在其中,虽然我们不是北极地区国家,但是也有中间的利益关系、国际航线和冰下资源问题。只有北外北极周边国家语言是最全的,包括冰岛语,我们现在还有7位同学在冰岛留学,做7+1的学习。我想这个好处是研究地区问题,恐怕从各个角度,从各个层面切入都可以,北外的比较优势就是从语言、文化及其文化当中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来着手做比较切合他们文化实际的深层次研究,可能更能够得到一些独特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南海,北外东盟十国的语言都是开齐了的,我们组织南海问题的团队加上国际关系学院的专家团队,就可以一起来做这个问题。因为南海相关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利益诉求也因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特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专职的研究团队,但是这样的语种不管再小,比如索马里语,我们将来会有,但是可能并不会大量招生,因为索马里的官方语言还有阿拉伯语,另外通用语言还有英语和意大利语,索马里语说不定什么时候国家就需要,尤其对中国,对美国可能不重要,但是对中国尤其的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需要的话,我们有这种老师在那里做研究,也不会丢这种语言,国家需要,可以紧急派出。将来如果某些语言一下子变成了热门语言,像现在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一样,我们也可以启动招生等等。这是作为战略储备人才的一种模式。
      第二,公共外交对国外语种对象国年轻、高级人才的培养。现在我们所做的努力,马上要展开的是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经过我们斯里兰卡语教研室共同的努力,现在斯里兰卡总统和议长同意,在我们校庆结束之后,他们的年轻议员和政府内阁有关部门的年轻部长会组成一个团到北外来培训,就是全面地培训他们的一些汉语,因为都是零起点,另外还有当代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马来语专业的努力,马来西亚纳吉布总理也同意做相应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来开设的小语种和现在的小语种,都能够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走小语种大公共外交的路子,都可以帮助我们党的组织,帮助我们的政府外交组织从大学这个角度做很多工作。
    第三,我们自己未来走出去的年轻企业家人才的培养。今年上半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启动的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国才智库”工程,就是让我们一批中国年轻的企业家如何懂得公共外交,如何懂得文化外交,如何做“走出去”企业的形象管理。今天坐在第二排的其中有七位,就是参与我们这个工程的年轻的企业家。在这里面我们做出一定的经验来之后,将会进入到刚才建国部长讲到的,还有我们现在已经走出去的大企业,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合作?怎么来帮助能够一起来做走出去大企业的形象管理。
      我本人不是研究外交的,我是研究金融问题的,我跟燕玲行长是一行的,所以让我做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主任和赵部长做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完全是两个意思。因为赵部长是公共外交我们国内的旗帜,是真正的大专家。我之所以愿意做,只是想北外应当举全校各学科之力来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作为我们国内推动公共外交的平台之一,作为实验性地培养公共外交人才或者拥有公共外交能力和素养的国际化人才的平台。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北外的朋友们和校友们都对我们这个平台提出了很高的期待,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让我们非常感动。
      赵部长本来应该是今天带队在香港的,但是硬让我们给拦下来了一天;裘部长现在是肩负着双重任务,中央党校学习纪律非常严,任务一点都不少,都在周末做,硬让我们耽误半天,还有准备讲话的时间。建国部长一年之内已经三次到北外的公共外交这个平台上来了。张燕玲行长我们是老朋友,很长时间没见了,一听说我们这个平台上要做这件事,马上就来了。特别是于部长,于部长刚才说了,他既不是我们北外的校友,我们以前也不太熟悉,但是我们发了邀请之后,一看到是北外公共外交论坛的事情,他就欣然答应一定要参加。我想这些都表明,公共外交的风声水起,一定是人心所向,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所以北外在这里面做一些工作,得到了大家这样的肯定,我们也特别的感谢。重要的是,我们想到公共外交如何从每一次的论坛和平常的圆桌论坛,大家思想的交锋和智慧的奉献当中,我们尽快地凝练出成果,能够沉淀到我们人才培养的新框架、新体系当中来,努力尽快地为我们走向世界的祖国培养出真正的未来的国际化人才和公共外交人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