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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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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3年12月27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点击量:2998次

                  作者:周鑫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外国人关心中国的话题,发出了各种杂音,也提供了一个讲台,等待中国的表达;我们要通过理论创新、概念创新,用外国人易于理解的方式,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话语权问题是外宣工作的核心本质。在新时期,外宣工作要为国家的内外发展大局服务,就必须从理论上深刻理解话语权问题。

    外宣的本质在于掌握话语权
      在公共外交理论中,话语权是“软权力”一部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对于权力发挥渠道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奖励与惩罚、设置议程、改变偏好。按照这种划分,国家要通过话语或舆论发挥权力作用,有三种方式:与别的国家进行舆论对话,包括谴责、抗议、解释或者赞赏等;提出话题,引领国际舆论和政治发展方向;通过舆论场的信息传播,改变其他国家的看法和选择。这三种方式,最终都落实到为国家利益服务,实现相关的外交目标。
      因此,话语权不只是“发言权”,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要反驳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话语权既包括合理有据的舆论斗争,更包括与外部世界沟通与对话,尤其是表现在“设置议程”和“改变偏好”的高层次权力上。话语权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综合力量的对比,具有更多硬、软实力资源的国家,通过外交和外宣的技巧,可以把这些资源转化为更大的话语权,用非常柔性和隐蔽的方式,为国家利益服务。
      当前国际政治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手里,这是由长久以来的国际力量格局导致的,西方国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霸权利益。而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面临着实力增长与权力增长的脱节、更丰富的资源向更大影响力转换的滞后、与西方硬实力差距缩小而软实力差距却愈发凸显的矛盾。现在,在关于“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上,西方全面掌握了话语权,如对于当前中国的性质,有“新兴市场”“潜在的超级大国”等各种描绘;对于中国发展的模式,有“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威权主义”等各种说法;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声音杂多,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论”等。这些说法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影响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许多论调还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利益。
      国际舆论场对中国的种种“戴帽”“定性”,甚至“抹黑”,使得中国外宣工作不得不仓促应战、疲于应对,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在话语权上的困境。一方面倒逼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我们的外宣工作经常困囿在反驳和辩解的层次上,无法向围绕“议程”和“偏好”更高的权力层次和更丰富的话语权体系发展。而即便是在反驳和辩解的层面上,中国处在“四面西歌”、如临大敌的紧张状态,又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想和话语的创新,拱手将“议程设置”的主动权让给外部世界。

    掌握话语权的难点在于融通中外
      话语权要发挥作用,取决于对方是否接受,如果对方不接受,我们即便用大喇叭喊话,也掌握不了话语权。掌握话语权之难在于,它不但面对着双方的关系结构,还面对着对方头脑里的认知结构。因此,话语权仅靠“宣传”是建立不起来的,它是一项面向文化、价值和心理的工作。
      我们外宣工作的对象是外国人,就要面对外国人头脑里已有的观念和认知。实际上,中国人与外国人,就像每个不同的人,既有某些不同的经验与思维,也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和情感。世界上软实力很强、公共外交成功的国家,并不是靠标榜和凸显自己的独特性,而是掌握了一套“求同”和“认同”的技巧。成功的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往往从对方熟悉的知识结构和易于接受的话语方式入手,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出发,设置话题、提出看法,最后获取信任,建立“认同”。
      因此,“融通中外”是中国创新外宣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我们无论有多么好的思想、文化和观点,无论投入多少资源来进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如果找不到对方可以理解的话语方式,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对外表达、解释和沟通;如果找不到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基础,就不可能掌握主动、设置话题、引导舆论;如果不能激起普遍的价值、情感和思想共鸣,就无法改变别国的认知,形成对中国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认同。
      对外宣传要融通中外,还难在我们宣传对象的多元性。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外国的政府、学者和精英,还有外国的普通大众。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层次的受众,知识和兴趣不尽相同。我们一方面要和外国的精英进行思想对话、理论对话,也要学会和外国的民众进行情感对话、知识对话。尤其是我们的外宣媒体,面向的首先是国外广大民众,要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感兴趣的信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讲遥远的中国发生的故事,也要讲和当地人生活和情感上的联系。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不能一味强调高雅性、独特性和民族性,要高度重视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建立渠道让中国老百姓的趣味和外国老百姓的趣味相辉映,让中国普通人的情感和外国普通人的情感共鸣。从“融通中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外宣工作和文化工作还需要大量的改革与创新。

    融通中外的关键在于创新
      首先,通过理论创新、概念创新,用外国人易于理解的方式,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外国人关心中国的话题,发出了各种杂音,也提供了一个讲台,等待中国的表达。表达需要融通中外的技巧。中国梦作为一种最近提出的新概念,利用了外国人对于美国梦概念的既有认知,让他们很容易直观地理解中国人民的发展和奋斗的共性,产生跨越不同社会的情感共鸣。对于不同的传播对象,传统的概念也要创新性地使用。比如“社会主义”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亚非拉国家谈,跟欧洲就要多谈“社会主义民主”,跟美国要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然而,除了技巧之外,更根本的是我们要创新一套能够融通中外的理论,使之具有科学性、普遍性和历史性,这样才能真正把握话语权,成为中外讨论、思考和未来进一步批判性发展的起点。
      其次,主动创立新的议题和话语范畴,回应世界人民关注,引导国际舆论方向。全世界关心什么、谈什么、要做什么,背后是话语权的博弈。我们要逐渐跳出围绕中国问题的话语之争,放眼全世界的根本趋势和共同难题,提出中国的倡议,发出中国的声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外交已经在这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设立金砖国家的金融互助机制、关注非洲的发展和贫困问题、关注中东动荡、关注中亚反恐问题等。西方霸权治下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我们如果没有大眼光、大智慧,不能提出新的见解和办法,就很难从西方手中得到真正的话语权。
      再其次,要创新运用多种沟通方式,利用好新媒体和文化产业,学会在市场的检验中扩大话语权。只要能够反映中国人真实的生活、文化和情感,只要外国人感兴趣、容易接受,政府部门都应该抱着开放和鼓励的态度。最近流行于网络的动漫视频《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比较中外政治制度,就是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电视剧在海外的热播,也是一种现象的开端。而从根本上看,要生产更多能够走出国门的思想和文化产品,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既了解中国、又了解外国的双栖人才,需要释放民间社会的智慧和创造力。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传媒事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是从长远上提升中国舆论话语权和软实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