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公布关于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以来，有关仲裁案的相关报道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本文力图从媒体外交视角来分析中国、菲律宾、美国和日本的主要英文媒体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解读其背后隐藏的关于“南海仲裁案”及“南海问题”的态度，作为评估和判断“南海问题”后续走向与采取应对之策的参考。更为重要的是，本文试图统合理解菲律宾、美国和日本围绕“南海仲裁案”展开的媒体外交，分析三者之间所暗合的互动、互补的整体性媒体外交策略。

一、媒体外交：争端议题协商中的传播策略

笔者曾在《媒体外交：一种传播学视角的解读》一文中对媒体外交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即“媒体外交是指国家政府及其代表、媒体机构及其他行为主体通过国内外媒体，包括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发布官方权威信息、就争议性问题进行对话和讨论、组织联合采访报道和国际性活动等形式，影响国际公众，进而影响外交决策，推动争议问题解决，彰显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 究其实质，媒体外交是一战以来现代社会的媒介化在外交领域的反映，所要解决的是民主制度语境下政府、公众、对外政策与大众媒体四者之间的关系。

诚如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所言：正如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用于传递信息和观点”的公共领域，国际公共领域汇集了不同民族国家背景的多样化声音、价值观，以及冲突性利益 。在常态语境下，对话与协商是解决因冲突性利益而引起的争端议题的常用外交手段。然而，当国与国之间对争端议题存在根本性分歧而暂时无法回到谈判桌前时，通过各自媒体阐明立场，为解决争端议题做好国际舆论铺垫，即开展媒体外交，成为了影响争端事件发展的主要传播策略。具体而言，争端各方通常通过本国或其他国际性媒体向国际公共领域投射声音，进行观点的“媒介化类互动” ，即通过媒体报道展开对话和讨论，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在国际公共领域营造有利于己方的舆论环境，为最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进行舆论铺垫。

近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权益争端引发了国内外观察家对中国外交的不同解读和争论， 而自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向海牙仲裁庭提起仲裁以来，中国与菲律宾两国之间的外交对话几乎终止。在此情况下，经由各自媒体进行信息发布、观点互动，不仅是向国际公共领域投射声音的必然选择，也成为了双方互相测试、探底，从而评估和判断“南海问题”后续走向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分析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美国和日本针对“南海仲裁案”展开的媒体外交，有利于全面评估和判断“南海问题”的后续走向。

二、中菲美日媒体就“南海仲裁案”展开的媒体外交

为了获取中国、菲律宾、美国和日本主要英文媒体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笔者利用LexisNexis数据库，以中国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156篇）、菲律宾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108篇），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1篇）和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新闻》（Japan Times）（11篇）为研究对象，输入关键词“南海仲裁”（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在2016年7月1日至23日期间共获得286篇报道样本。本文采用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和安德烈•莫迪格利亚尼（Andre Modigliani）的媒体话语包裹方法 ，从“主题”、“引用”、“范例”和“描述”四个维度勾勒4家媒体所呈现的“南海仲裁案”。

（一）《中国日报》：“对话”

自2013年以来，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几乎终止外交对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对于问题本质的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异。中方坚持认为，“南海问题”是双边问题，需要通过“双边协商”来解决，正如南非评论员香农•易卜拉欣（Shannon Ebrahim）所言：“中国坚持与菲律宾一起通过双边协商来解决南海争端”（《中国日报》，7月3日）。中国官方也多次强调这一立场。比如，习近平主席曾对南海问题表态：“中国愿意与中国南海的沿海国家一起合作，设法通过协商与磋商，以对话机制和平解决争端。”（《中国日报》，7月6日）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7月举行的亚欧峰会的非正式会谈上指出：“中国南海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多边磋商议题。”（《中国日报》，7月17日）

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公布了“南海仲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接受了菲律宾15项仲裁请求中的14项，一时舆论哗然。事实上，在裁决公布之前，《中国日报》就直指海牙仲裁庭的合法性问题。该报评论称：“仲裁庭扩大了对管辖范围的解释，歪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容”，而且“菲律宾最开始单方面向海牙仲裁法庭提出仲裁就违反了很多法律法规”（7月7日）。裁决公布后，该报继续援引专家学者的评论，比如，“一名在国际法院担任过两届法官的塞拉利昂法官阿卜杜勒•科罗马（Abdul Gadire Koroma）说：仲裁庭无权决定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中国日报》，7月12日）

在批驳海牙仲裁庭管辖和程序不合法的基础上，《中国日报》进而援引联合国和国际法院，澄清了海牙仲裁庭与联合国、国际法院之间的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称：联合国与2013年接受菲律宾单方面仲裁请求的仲裁法院没有关系。”（《中国日报》，7月14日）“作为联合国主要法律机构的国际法院在网站上澄清了其与仲裁庭之间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机构’（a totally distinct institution），并且没有参与此次仲裁。”（《中国日报》，7月16日）

但是，尽管中国官方在7月12日裁决公布之前和之后，一直重申“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但是《中国日报》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更多地体现出了“对话”的态度，这与中方坚持的“双边协商”立场一致。比如，《中国日报》在7月1日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向新上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发去贺电，称：“中国和菲律宾是近邻，两国已有1000多年的友好传统。这一方向是正确的，应该坚持”，并“希望通过与菲律宾政府一起努力提升关系，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该报还多次援引中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希望双方重回谈判桌。

（二）《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对抗”

与中国政府“双边协商”立场不同的是，菲律宾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外交”立场，正如菲律宾国防学院安全专家和教授卡百莎（Chester Cabalza）所认为的，新政府应该进行多边外交（multiple diplomacy），称“总统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强调其领导权。而现在正是我们转变为一个地区大国的最佳时机。尽管我们军事实力还不够强，但我们拥有强大的外交和经济”（《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7月12日）。而就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之前刚上任的菲律宾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也站在多边外交立场，把裁决视为维护本国及美国利益的重要途径。他称，如果政府开启与中方的双边协商，必须考虑菲律宾盟友的利益，尤其指出：“我们不想得罪美国。为什么？因为我们与西方大国是盟友”（《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7月15日）。

对于仲裁合法性问题，《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没有过多的讨论，只是援引了菲律宾政府官员和美国政府官员，强调裁决的约束力（binding）。比如，7月12日，该报援引了菲律宾最高法院陪审法官、菲律宾仲裁法律团队首长贾德里萨（Francis Jardeleza），称裁决是“最终的和有约束力的”（final and binding），并强调，“这为新总统杜特尔特政府推动与中国南海争端其他声索国的政治与外交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14日，该报又援引美国助理国务卿科林•威利特（Colin Willett），称海牙仲裁法院的裁决是“相当明确和权威的”。然而，7月18日，该报针对国际舆论对仲裁合法性的种种发难，专辟报道介绍海牙仲裁庭，在提出若干假想之后，称：“但实际上，仲裁庭不是一个联合国机构，诸如‘联合国法庭’、‘联合国支持的法庭’这样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不正确。”

事实上，尽管明知海牙仲裁庭不是一个联合国机构，《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仍多次强调“联合国站在我们这一边”（UN is our side），试图掩盖海牙仲裁庭及其裁决的性质。值得一提的是，分析《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的报道可以发现，上至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下至民间激进分子团体，他们都倾向于将此次仲裁裁决视为面对强大中国的一次具有极大意义的外交胜利，对周边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7月21日，菲律宾外长佩费克托•雅赛（Perfecto Yasay）在接受菲律宾电视台ABS-CBN采访时称，当他与中国外长王毅在亚欧峰会上见面时，“因为中方漠视7月12日的裁决而拒绝了中方提出的重启双边协商的建议”（《中国日报》，7月21日）。对抗态度溢于言表。

（三）《纽约时报》：“机会”

自2009年奥巴马政府推出“重返亚太”战略之后，美国不断加深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南海问题的性质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即“由最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关于岛屿归属和相关利益的争端，正在演化成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而且日益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和战略博弈的一个焦点。” 透过《纽约时报》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可以看出，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开启外交攻势的一个机会”（7月7日），更是“面对中国摇摆不定的拥有各自利益的”其他周边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海洋权益争端的一个新的机会”（7月13日）。

实际上，《纽约时报》更多地是将“南海仲裁案”视为其他周边国家可以效仿的范例：“他们应该与菲律宾一道赞同裁决，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处理自己的仲裁案件”（7月13日）。为了强调这个可供其他周边国家借鉴的范例的重要性，《纽约时报》引用了“大卫挑战歌利亚” 的《圣经》故事，暗示菲律宾是那个不畏巨人的大卫，而中国却是那个不堪一击的巨人歌利亚（7月16日）。

（四）《日本新闻》：“孤立”

近期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的争议决定了日本政府及其媒体势必对“南海仲裁案”及其结果持高度关注。对于中方“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日本新闻》认为这会导致中国被国际社会所孤立：“中国不能避免地更孤立于国际社会”（7月14日），“中国担心裁决之后会被孤立”（7月17日）。而隐藏在《日本新闻》所建构的“孤立”框架之下的是诸多外力。比如，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尊重裁决”（7月4日）；7月18日，《日本新闻》刊登社论，呼吁“相关国家一起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履行裁决”。与此同时，《日本新闻》还通过呈现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向中国施压。比如，7月16日，该报报道称日本、韩国和美国在夏威夷举行了副外长级别的三边会谈，共同认为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三边会谈本身是“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明显之举”；7月17日，该报社论称“日本和印度的海上安全合作稳步提升”，以此应对日本和印度共同关心的“中国在海上的积极扩张”。

三、结论与讨论

综观以上4家媒体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可以发现，《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的“对抗”框架、《纽约时报》的“机会”框架和《日本新闻》的“孤立”框架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与相似性，一定程度上都与《中国日报》的“对话”框架存在对抗。

首先，在《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的“对抗”框架中，该报借用了美国政府及其媒体所善用的将信息包装于“人权问题”“环境问题”等议题下，从而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手法。比如，该报7月14日报道称，“菲律宾渔民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申诉道，中国必须尊重他们获取充足食物权、生活权和生命权”。

其次，《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多次强调仲裁结果是“面对强大中国的一次具有极大意义的外交胜利”，“对周边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等，这与《纽约时报》将“南海仲裁案”视为可供其他周边国家借鉴的“大卫挑战歌利亚”范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日本新闻》通过呈现直接施压、日本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共同向中国施压来强化其“孤立”框架，表面看来是为了“遵守国际法”，敦促中国履行裁决，维护其同盟国菲律宾的利益，实则指向的是日本在东海地区的利益。可以说，“南海仲裁案”也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范例。

从美国和日本媒体围绕“南海仲裁案”展开的媒体外交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及其媒体所扮演的是“劝说者”角色，规劝中国“接受裁决，遵守国际法”，其背后所隐藏的是美国“重返亚洲”和日本寻求东海利益的目的。菲律宾作为美国和日本利益的执行者，不仅在明知海牙仲裁庭不是一个联合国机构的前提下掩盖裁决的实质，还公开表明政府是否与中方开启双边协商，必须考虑其盟友的利益。可以说，中国媒体与菲律宾及其盟友美国和日本的媒体就“南海仲裁案”展开的对话与讨论，正是中美关系专家时殷弘所言的“新兴大国陷阱” （《中国日报》，7月15日）中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较量的媒介化呈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菲律宾、美国和日本媒体的“对抗”、“机会”与“孤立”框架之间暗合着互动与互补的关系。

作者：

陆佳怡 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讲师

张子晗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5MZD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