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un Riordan，CPD Blog，2016.4.25

关于数字外交的讨论已有很多，但很少有人能够跳出利用社交媒体推销政府消息的思维定式，这就使得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数字外交都只不过是数字化了的外宣新形式（propaganda）。这样的数字外交已经走入了一个发展的死胡同，它无法肩负起服务更加广阔外交战略的重任。数字外交本应是通过一系列数字化工具推进国家目标的方式，但现在各国外交部门与驻外使领馆却偏离了航道，把数字外交作为目的，仿佛是为了数字外交而数字外交，这不仅有可能损害国家的形象，还会大幅降低数字外交的有效性。

因此，首先应该明确数字外交的战略是什么，只有如此那些一线的外交官们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数字外交工具来最有效的实现国家目标。不论是在时间还是受众方面，社交媒体都是资源密集型的，外交官们不能指望单凭不断的发布消息就能获取公众支持，他必须懂得为什么要使用社交媒体以及如何才能使其功效最大化。社交媒体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用户之间的互动，他们期望得到回应。但我们的数字外交又有多少能够做到同公众进行交流与沟通呢？再或者，又有多少外交部门拥有这样的资源与实力能够负担得起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这样的花费呢？

事实上，社交媒体早已拥有了除信息沟通外的其他用途。它可以被用来收集信息、分析民意以及发布领事警告等。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可以与社交媒体相结合，帮助外交部门获得实时的情报，例如恐怖袭击、自然灾害以及地缘政治危机等。它不仅是向粉丝发布信息的工具，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得知粉丝的地理分布、他们是否有危机援助需求等。然而，目前很少有外交官能注意到大数据对外交工作的潜在帮助。

此外，社交媒体也不是外交部门能使用的唯一的数字外交工具。卫星和各种数据资料同样可以成为大数据的采用来源，无人机也能为外交部门有效地收集数据。对于囊中羞涩的外交部门而言，多渠道的数字外交其实可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比如，开发政府与非政府合作的在线平台，共同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危机情况进行在线模拟；开发电脑游戏来影响公众的态度、引导舆论走向，或作为外交官培训工具。

数字外交对于非政府机构的作用或者更甚于政府的外交部门。它为非政府机构提供了信息收集、分析以及沟通的可能，而这在五年前简直不可想象。这些数字工具可以为政府和非政府创造全球辩论的虚拟空间，并就关键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与合作，但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超越当前对数字外交的认识才有可能脱离困局。

（李锴华编译）

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digital-diplomacy-20-beyond-social-media-obs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