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homas Poell&José Van Dijck，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编选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6年第1期

编者按：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基础是不稳固的。首先，激进的社交媒体活动经常受到政府维持公共秩序的限制，在中国、埃及这样的威权国家极为常见，斯诺登事件也证明自由民主政体国家也实施网络监管；其次，社交媒体开放的初衷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方便网络结社。因而传统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存在逻辑漏洞，其对公共性的概念化值得商榷。

从中东北非的动乱到中国的环保抗议，从同性恋狂欢节到黑人权利日，我们正面临众多的公众抗议。在这些抗议活动中，激进分子与公民将社交媒体当作一种公共空间来表达声音、动员公众。本文旨在探讨公共空间如何在社交媒体中建构，主要关注三点：（1）抗议活动中构建公共性所涉及的社交媒体实践类型；（2）公共性抗议活动依附的政治制度基础；（3）技术商业框架对社交媒体公共性的影响。

一、情感

Lynn Schofield Clark关于2014年弗格森骚乱的研究证明了情感在社交媒体中的传递促成了网络公共空间与实际生活的互动。Clark研究了参加弗格森骚乱事件的22名有色人种高中生，这些学生使用Snapchat、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传播图片、视频和评论。Clark指出一些人一开始对参加游行心存顾虑，但在接收到众多游行的图片、文字和视频之后，被他们的情感打动而加入。社交媒体提供了情感互动的平台，使得一种基于情感的公共空间，得以在线下实践与线上分享的过程中构建。

Paolo Gerbaudo对于2011年埃及与西班牙抗议活动的比较研究证实了线下活动与线上分享的动态双重性。成千上万人占领广场、露宿街头、公开辩论，这些抗议活动的强烈情感属性，通过社交媒体传递给全世界，进而构建起一种情感上的公共空间。反思2014年多伦多同性恋自豪节（WorldPrideFestival），Stefanie Duguay指出在线交流推动了“公共认知”（common sense）的建立。一张偶然拍下的彩虹照片成为自豪节官方的彩虹标志，吸引了众多同性恋支持者的调侃：“老天也在庆祝自豪节”、“看看上帝也站在我们这边”。这种吐槽活动是基于一种共同的“网络身份”，在普遍缺乏集体行动精神的当下显得有趣而特别。

因而，正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双重互动，基于情感认知的公共空间得以构建。但这种空间具有暂时性，它会受政府治理模式以及社交平台技术商业策略的影响。

二、政府治理

政府治理策略和社会激进主义以及公民参与一样都在演化。过去十年，国家发展了新的策略以控制公众抗议，这些策略的影响渗透了线上与线下两个层面。Cornelia Brantner与Joan Ramon Rodriguez-Amat关于维也纳极端右翼势力Akademikerball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为了避免抗议者接近Akademikerball所在地，政府将其所在地区列为“危险地带”限制游行抗议活动，结果抗议活动只在这一区域的边缘出现。

物质与精神空间的互动构建了一个想象的边界，并对抗去中心化的政治权力。这显示公共空间并非本来就有的，而是被建构的。而这也成为Elizabeth Brunner、Kevin DeLuca以及Ye Sun针对中国环保主义行动的研究起点。Brunner抛开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提出“原始公屏”（wild public screens）的概念指代智能手机和社交平台在公众抗议中的使用。原始公屏“充满风险缺乏保护，目的在于获取商业利益”，但常被用于政治抗议和公众意见的表达。他们认为激进主义者都深受“全球监管”的影响，而中国更是典型，但有趣的是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总能想出应对之法，“文字被监管就使用图片，图片被审查就使用语音，语音被限制就使用多义的词句替代。”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中国政府对网络公共空间的限制更像是一种引导：一方面严格监管对中央政府的诋毁和抗议，另一方面又开放对地方政府的网上批评。中国政府已将网上抗议作为一种治理手段，以保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组织的监管。在中国这样缺乏分权制衡机制的国家，这未尝不是好手段。

三、技术商业架构

需要明白的是社交媒体本身受到其运营公司商业利益的驱动，社交平台并非公共空间的必然构建者，反而会基于商业利益塑造或设置用户的议程。通过数据收集、定向广告等手段，社交平台决定了用户表达自己和沟通外界的方式与可能性。

Duguay证实如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造成了少数用户拥有众多粉丝的情况，这些少数用户成为信息节点和意见领袖。正是政客与名人的影响使得“同性恋自豪节”引起广发关注。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造成了新的阶级，这些意见领袖的声音会掩盖其他信息，毁坏公共空间的平等与民主。

此外，正如Gerbaudo指出的，社交媒体促成了集体抗议活动的暂时性（temporality）。社交媒体面向众多的用户，遇到众多需要关注的议题，因而会基于时间线、趋势算法等因素结束一个话题。此种情况下，公共性的维持就受到社会文化与技术商业的限制。因而，即使社交平台通过促进语言和情感传递来推动公众抗议，这种机制也是复杂而不稳定的。

四、情感联系性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见，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公共性的概念化值得商榷。首先，尽管公共领域理论经历了很多发展阶段和不同解读，但其核心观点一直围绕着公共性与公共辩论或对话，以及公民表达自身利益和观点的能力展开。这可以表现为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多样性的公共领域或者跨国公共领域等。但本文基于公共性的研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社交媒体公众抗议的传播与动员中所体现的公众性，不是辩论、观点或集体诉求，而是通过图片、口号等形式传达的情感联系（emotional connectivity）。这种情感联系使不同行为体能暂时走到一起，采取集体行动对抗不公正。公共空间的联系性并不在于话语、意识形态或政治活动，而在于一种共同的情感联系和公共认知。

其次，传统公共领域理论认为公共领域是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可以被界定为“公共的”。但根据之前的研究，公共空间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性从不是先验或自证的，而是被不断争论、质疑和变动的。社交平台不是公共的而是商业的空间，这些平台可以短暂地成为公共空间，促进公众抗议的传播，但这些抗议受到社交平台的限制。政府监管、城市区划法、抗议禁止区域，这些都证明了公共空间就其物质层面的存在而言也不是自证的，而是需要去争夺或占领。因而，与其寻找一种公共领域，我们更倾向于研究公共性的发展轨迹，探究公共空间是如何通过公民实践、媒体架构和国家治理策略被建构的。

最后，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存在问题。该假设认为公共空间需要公共媒体，而公共媒体是独立于政治与商业利益的。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社交媒体兴起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获取商业利益，非盈利的公共媒体只占很小的比例。基于此，我们认为不应聚焦于争论公共传媒的独立性、批评商业媒体，而应更多关注公共性是如何通过商业媒体的技术商业策略得以建构的，这也是难点之一。社交媒体的商业性既是公共空间构建的机遇也是挑战，这应是我们研究的新起点。

（程铭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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