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加紧形成互联网管理的国际规范，并积极推行公共外交，在幕后使网络世界服从于国家权力。如果我们将一系列分散的全球政策议程连起来看，将会出现一幅有趣的画面：中国对于具有战略性的重要问题，不仅愿意遵守国际规则，也谋求制定国际规则。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试图使自己更接近互联网未来治理的讨论中心。在2014年2月，习近平提出要将中国从网络大国建设为网络强国；11月在浙江乌镇举行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也展示出了中国这样的远大雄心。中国的关键目标就是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倡的“网络主权”概念的支持。而中国的“网络沙皇”鲁炜，也将继续带领中国将“网络主权”作为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根本。

网络控制也是中国去年反恐外交的主要关注点。由于害怕反对分子利用网络来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观点，中国积极开展网络外交，同其他国家政府就网络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密切接触。种种行为都表明中国正在努力为长远的联合项目打开对话的新渠道，但这些策略使西方政府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目前国际上对于恐怖主义并没有公认的定义，而中国却下出了范围及其宽泛的定义，包括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等，西方有理由担心被牵连到中国压制不同政见的侵犯人权行为中。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则更进一步，签署双边网络安全条约，确认有必要防止利用互联网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为联合行动铺平道路。同时，中国还通过上合组织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反恐论坛（GCTF）寻求多边网络安全，并强调希望加强国际合作的愿望。

中国在联合国提交各种软性法的提案，寻求突破人权限制，并明确表示将继续以这些建议作为建立国际共识的基础。中国如此致力于建立网络治理中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是想要减弱国际人权法律的实施力度。自阿拉伯之春后，中国已成为立场相近国家的领导者，希望联合国人权机构能够重申国家的责任，包括限制言论自由、保护隐私和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人权。有些讽刺的是，中国已暴露了自身的网络间谍活动，却在9月份的安理会会议上强烈谴责通过数字监控程序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中国所做的努力已不同于以往在国际人权体系中的低调作风，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取得显著成效，这也提醒了中国要先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国际上早有预测，中国要从规范接受者转变为规范制定者，中国政府的行为也正透露出它的野心。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必须坚信，它是在为实现以国家为中心、同时最低限度限制人权的网络治理而战，即使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像美国这样一直认为自己是网络权利之王的国家将失去曾经的地位，这是值得停下脚步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