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lister Miskimmon，Ben O’Loughlin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编译自：Media, War & Conflict 2014.5.24
【摘要】当前，软实力已经被狭隘地理解为国际事务中的沟通能力。对于软实力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关注软实力“资产”或“能力”以及如何使用，鲜见有人分析软实力如何发挥影响力。软实力概念像当初的硬实力概念般被滥用,已经逐渐失去其说服力和解释力。为了理解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本文作者提出战略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的理论，旨在说明影响力是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中发挥作用的。作者认为加强对战略叙事的研究可以增进人们对媒体与战争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沟通力、影响力、叙事、权力、软实力、战略叙事
引言：软实力理论的滥用
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软实力理论，将其定义为“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其目标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但软实力在提出后变得愈发复杂化，甚至演变为对某种手段和资源的计算与叠加。一些关于软实力的论述片面强调政府应该大力发展软实力，却忽视如何使软实力发挥影响力。约瑟夫•奈本人在2013年曾说：“我们（研究软实力的学者）太过着迷于计算（软实力的）具体资源，却无法解释这些资源发挥何种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新的窘境出现了。虽然我们不再通过计算叠加核弹头和常规武器的数量来比较国家的硬实力，但却通过计算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的粉丝数量以及美国国务院能够通过多少种语言发布信息来比拼国家软实力。而究竟推特和脸谱的粉丝数量能够对软实力起到多大作用却没人说得清楚。
为了更好地研究此类问题，本文提出战略叙事的概念，认为战略叙事代表着21世纪的软实力。本文提出战略叙事理论的背景与约瑟夫•奈90年代提出软实力理论的背景相似，都是希望理解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并解释影响国际关系的若干因素。战略叙事理论回归了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说明了不同的说服力在不同的作用背景下如何能够发挥不同的影响力。此外，本文还解释了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理论后国际行为体之间沟通和互动的新变化。
实际上，奈本人也认为，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谁的故事更动人？（whose story wins）”他也时常提及叙事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奈并未就叙事的本质做出解释，也没有提及叙事是如何在说服目标听众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本文分析了战略叙事的形成与投射，尤其是深入分析了战略叙事的接收及其影响下的互动进程，这填补了软实力研究的一个空白。
作为权力资源的战略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s as power resources)
软实力是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学术界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但软实力理论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尚无合理方法界定软实力资源；二是尚无法解释软实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三是尚无法确定软实力应用于外交实践中的条件。而我们所提出的战略叙事理论有助于弥补软实力理论的这些不足之处。
叙事泛指可以影响和塑造人们世界观的方式，而战略叙事特指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叙事。理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是秩序井然的世界及各国理性的决策者，但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各国决策者有时并不能理性地正确处理所有复杂情况。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叙事极为重要。
叙事对于沟通过程的结构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有说服力的叙事（compelling narrative）是一种权力资源，例如人们总会被一些描述国家历史或某种政策的特定人物、事件或者故事所吸引。第二，权力资源可以通过叙事沟通过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文化、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等软实力资源能够产生吸引力的原因是其迎合了本已存在或者正在形成中的个人叙事（personal narrative）。战略叙事则直接涉及了国际体系中观念的形成、投射和扩散，以及接收过程（Strategic narrative, then, directly addresses the formation, projection and diffusion, and reception of idea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最后，当看到国家是如何企图通过战略性的叙事来左右目标听众时，我们就会明白辩论（contestation）是如何在复杂的媒体生态（media ecology）中起作用的。约瑟夫•奈本人曾说：“目标公众同传播中介同等重要，而目标公众的想法又特别重要。”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软实力理论并未能提供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框架。
本文对于战略叙事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认识并了解国际关系中的沟通到底是什么。沟通既包括语言沟通也包括其他形式的沟通，这两种形式的沟通对于战略叙事非常重要。战略叙事可以成为联结软实力与硬实力概念的桥梁，例如一国使用武力可以被认为是该国将希望传达的叙事通过军事方式投射出去。
正是叙事解释和设定了世界应是什么样的，也塑造了人们对于利益的感知。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特殊行为体，这也是由叙事所塑造的。因此，叙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权力资源，叙事可以设定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也可以设定国际体系。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叙事。第一个层面，国际体系叙事（International System Narratives），它描述了世界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行为体以及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冷战、反恐战争、中国崛起都是通过叙事被建构的。例如，反恐战争的叙事设定的是一场国家行为体为了安全而打击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战争。但当一个政治行为体被定义为恐怖分子时，反恐战争的叙事可能就会影响其他国家行为体对它的政策。
第二个层面，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s），它设定了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国家目标，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比如美国的国家叙事设定美国是一个爱好和平，自始至终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但同时对于一些国家来说，美国则是一个世界恶霸。菲利克斯•布伦斯科特(Felix Berenskoetter)认为一个国家的自我叙事（biographical narrative）实际上描绘的是其“经验空间（赋予过去以意义）和预想空间（赋予未来以意义）相互交错的情形”。
第三个层面，问题叙事（Issue Narratives），它设定了政策的合理性以及政策如何成功实施。问题叙事将政府的行为设定在一个环境之中，并指出重要的行为体是哪个，问题和矛盾是什么，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方法是什么。亚历山大•乔治在其有关政策合法性的研究中曾指出，“必须就政策对国内外政治精英和公众进行说明，解释政策是好是坏，以及如何实现政策目标。”
上述三个层面的叙事都可以成为权力资源，这些叙事可以从社会的各个层面找到例证，比如在民主国家社会中，支持民主、提倡自由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具备强大软实力的叙事。但是各个层面的叙事并不都是可控的，如果强制控制叙事可能适得其反。但是正如比奥利•马特恩（Bially Mattern）所说，叙事是战略性的 “具象力量”（representational force）。
我们并不是说所有国际体系中的叙事都被政治行为体用作战略叙事。我们所说的战略叙事应该具备跨层级发挥作用、影响未来政策偏好的特点。冷战初期美苏的对抗就是冷战叙事（Cold War narrative）发挥作用的一个绝佳事例。美国1947年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杜鲁门主义出台的导火索）以及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出台就属于一种战略叙事，这两个事件虽然属于国家层面，但影响到了国际层面，加剧了冷战初期美苏的对抗，并推动了战后两级体系的建立。
关于叙事的层次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际事务中的沟通、说服和影响力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据此分析政治行为体是如何通过战略叙事来塑造观念或者其观念是如何被战略叙事所塑造的。
新传播生态和传播战略（A new communication ec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新的传播生态为行为体关于叙事的争夺打开了新的空间。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民选官员认为外交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交关系并非仅是政府间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并非带有绝对的强制性。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再分配。包括金砖国家、土耳其、伊朗等新兴国家在媒体渠道和平台上投资甚巨，并已促使全球观念和思想呈现多元化趋势。此时外交官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在半岛电视台上发声或者在推特上“发推”？国家是否应该加强在地区和全球媒体上的投资？像BBC、CNN或是德国之声这些曾经的媒体巨人能否维护甚至提高其传统媒体的地位和影响力？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网络联结起来而形成所谓的“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时，国家是否能够依靠“公民外交官（citizen diplomats）”投射其软实力？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问题反映了传统外交所面临的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的挑战，因此凸显了战略叙事的重要性。随着公众接触信息的渠道和机会越来越多，公众对于传播过程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因此，政府的一切行为无法再像原来那么神秘，政府再也无法掌控所有的媒体。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透明和开放程度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政府机构如果过度控制舆论或是封锁消息会被视为专制政府，而过度公开信息又会导致决策难以做出，因此如何掌握合理的控制程度是当今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政治精英对于公众的信息优势已经被削弱，现在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个人、恐怖分子或国际组织都可以轻易借助通讯技术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公众。
战略叙事本身也面临一定的挑战。首先，随着政治透明度的提高，民粹主义也渐渐抬头。实际上，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与社交媒体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2013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叙利亚局势的评论文章。其次，一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极为重要。叙事并不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会沉重打击一国的战略叙事能力。最后，一国如想获取战略叙事上的优势，就必须同时接受对叙事过程无法完全掌控的事实。
结论：对媒体、战争与冲突的启示
国家间或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是紧张、敌对还是缓和？国际体系中的联盟和组织是建立还是分裂？军事入侵、抵抗活动或叛乱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由行为体彼此间的关系所决定。如果是新闻媒体环境的改变导致国际关系的本质发生变化，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媒体环境来探究国际关系中直接的、基础性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探究战争冲突中直接的、基础性的关系。
研究战略叙事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研究战略叙事对于理解冲突有关各方是如何被定义、被塑造和被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冲突各方发出的各种声音都受到各自特点、动机以及潜在的声誉预期的影响。所有的事件都被叙事化、置于因果顺序之中，并且根据冲突的整体叙事而被赋予意义。特性化和叙事化都在辩论的过程发挥作用，并且能将辩论的主张和行为合法化。
第二，不同叙事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行为体是如何对直接相关的主角和形势进行特性化和叙事化的。关于特定冲突的问题叙事可以同一个描述特定国家历史上的妥协或合作的国家叙事相结合。同样，特定的问题叙事也可以和描述国际关系中权力斗争的体系叙事（system narrative）相结合。通过将不同种类的叙事相结合，我们就能对相关行为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分析。
第三，新媒体环境的特点之一是媒体的广度和深度空前加强，这会对战争或冲突的状态造成影响。更宽的广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上传自己的信息和观点，并传播到全世界。更深的深度意味着由于通讯的即时性加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的数量剧增，导致战争行为变得更加迅速，也更加审慎。
第四，网络化与数字化的趋势扰乱了关于冲突的叙事顺序结构，除了时间上的加速，也存在时间上的脆弱性。比如一些曾经被认可的事情可能会由于新现象或证据的出现而被重新考虑。尽管当前多数关于战争和冲突的新闻都依赖于官方资料、传统新闻价值观以及结合了非专业市民新闻片段的专业报道，坚持采用相对熟悉的叙事方式，但是新出现的叙事脆弱性造成了军事中的脆弱性。
第五，政治领导人和军方领导人可以通过战略叙事来对战争、冲突或维和行动进行合法化描述。在运用战略叙事的过程中，领导人必须要对他人的叙事也有所了解。这要求战略叙事要针对于利益多元化的多元受众并且确定采用何种叙事才有说服力。开展战略叙事要注意发掘自己与对方叙事中重合或相似的部分，也需要在叙事顺序受到影响时有所应对。战略叙事必须要在公众事件和公众叙事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言行需要一致。无论战略叙事所传递的信息经过多久的深思熟虑，一旦与公众了解到的信息不同，注定会功亏一篑。战略叙事与公众感知差距的挑战对于面临新兴国家崛起的美国来说更加严峻。总之，由于开展单边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越来越低，因此通过有效的战略叙事来影响国际关系是当前各国需要考虑的问题。
约瑟夫•奈在九十年代初提出了软实力理论，说明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媒体环境的变化。软实力旨在说明国家是如何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和方式影响和改变他国的。同一时期，柏林墙的倒塌、海湾战争的爆发以及西方发动的人道主义战争使得传播学界的学者纷纷研究所谓的“CNN效应（CNN effect）”，研究为何不同的电视新闻报道能够影响公众的支持态度甚至影响最终的决策。现在国际关系的本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媒体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重要。在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大国崛起、新媒体生态持续变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需要通过战略叙事加强其解释力与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