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洲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自身所处的亚洲地区的话语权，并非不可取得突破，关键是要调整思路，坚定立场，明确政策，合乎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十二年前，博鳌论坛刚刚开启时或许只是一个达沃斯论坛的亚洲模仿版，但今天，如果有人认为博鳌论坛的影响力实际上超越了达沃斯论坛，并不令人惊讶。2013年4月7日，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以“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博鳌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个民间性质的非官方国际论坛，贡献了一篇将对未来亚洲的安全与稳定、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这一文献也是中国国际话语的新典范。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话语权竞争是国家间权力关系的重要表现，因此，“争取话语权，赢得主动权”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但由于国际关系历史的原因与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结构的影响，以及中国国内小康社会建设的优先性考量与对外政策的某种消极心态，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尽管中国是亚洲唯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唯一合法的有核国家和唯一有着五千年连续文明的国家，明示和平发展的政策，并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在亚洲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并未得以张扬。
从现实来分析，一方面，区域外的美国以话语霸权制约着中国或给中国以“话语挤压”，并在亚洲培植了诸多应和者，特别是其推行“重返亚洲”政策的近几年，明显地在争夺亚洲事务的话语权，致使中国话语的效用大大受损；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的外交话语和国际话语多了些隐忍却少了些“硬度”，也使中国话语在转化为国际权力过程中打了许多折扣。
然而，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自身所处的亚洲地区的话语权，并非不可取得突破，关键是要调整思路，坚定立场，明确政策，合乎地区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分析习近平主席博鳌演讲的话语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共同话语作为中国国际话语的基础。
虽然博鳌论坛主要定位为一个亚洲地区的论坛，但全球化时代世界的紧密联系性使得它一诞生便具有了世界性，今天的场面更是如此。因此，要使中国话语赢得国际影响力，必须具有“国际共识”和“国际共同话语”基础。在该演讲中，这样的话语被最大限度地予以运用。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天下仍很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突出，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等等。
其二，清楚表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整个亚洲地区和平发展的利害攸关性。
这是该演讲的一大重心。它一方面重申了中国睦邻友好的亚洲政策，如“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我们将坚定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等，另一方面强调了“同心维护和平”、促成“共同发展”的重要性，如通过“对亚洲来说，发展仍然是头等大事”、“亚洲稳定需要共同呵护、破解难题”等话语，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之共同利益表达为本地区各国共同的使命。这些话语事实上倡导了一种以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具有“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亚洲地区主义，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发展命运相连。由于过去一些年里国际舆论有意无意地制造中国在本地区“国强必霸”的污名，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而该演讲不仅澄清了立场，更极力构建亚洲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无疑将大大增进中国在本地区的国际话语权。
最后，以鲜明的政策立场重构中国国际话语的“硬度”。
在过去一些年里，中国国际话语的“硬度”不够，是人们的普遍感知，这种状况既难以满足国人的普遍意愿，也容易被某些国际势力认为是中国软弱的表征。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局势更是动荡的风险，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压力加大，和平与发展受到威胁。有些本地区国家和区域外国家，或出于自身利益的原因而不顾和平与安全的普遍需求，或为了谋求和维护霸权而有意制造本地区紧张，或出于两面三刀的政治本性而在政策上自相矛盾、自相拆台、出尔反尔，严重破坏了国际信任。这些国家对于亚洲地区存在的紧张局势和利益冲突负重大责任。习主席的演讲中，对这些国家的批判可谓掷地有声，如“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域外国家也应该尊重亚洲的多样性特点和已经形成的合作传统”。这些以鲜明的政策立场重构起来的富有“硬度”的中国话语，不仅有力回应了外来的“话语挤压”，而且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击中某些国家的政策要害，唤起地区的危机意识和合作共赢意识。同时，由于指明了问题解决的正确途径，如“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等，这些富有“硬度”的中国话语也更易于赢得认同，从而在本地区和国际社会赢得话语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