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洲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当今时代，“文化外交”因与中国崛起进程中解决国家形象与软实力问题的思路相契合，已经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拓展方向和提高外交成效的重要着力点。我们在看到中国文化已经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学界、媒体以及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文化外交仍然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认识，对于文化外交之于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关系缺乏逻辑上的辨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文化外交的成效，甚至无的放矢，花冤枉钱，做无用功。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文化外交到底如何才能为国家赢得软实力，从而使文化外交在更加务实的基础上得以持续发展和繁荣，而这涉及对一系列问题的辨别与理解。

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确定性

文化外交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它等同于对外文化工作，而在狭义上是指以文化为载体和手段来贯彻国家政府意图的外交行为。文化交流则是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不过，不管是广义的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工作，还是狭义的文化外交，其成效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影响人的心灵的机制独特而复杂，影响后果具有一定的无法预料性；二是在国际关系中，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仍然是主流观念，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冲突容易造成一国民众在心理上对另一国文化的看法扭曲；三是文化交流在当今时代的独立性上升，国际文化交往的潮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国家自主管控的范围。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不是文化交流活动越多，赢得的软实力就越多，国家的形象就越好。

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标之一无疑是冀通过文化交流而引起对象国民众对于该国文化的喜爱，从而对于该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积极的认知，或能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该国的内外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也即转化为国家的软实力。但文化交流是指向人的心灵的工作，其影响进程、机制和后果，都不会像商品交易那样一目了然。文化交流影响人心既可能具有滞后性、回忆性、突发性，也可能适得其反，使原本喜爱一国文化、或至少对该国文化没有什么偏向性感知的受众产生怀疑和反感。有媒体曾报道，一位英国市民就投诉在伦敦举办的中国农历春节活动因声音喧嚣而干扰了其生活。文化外交虽然通常有政府间相互认可的协议，但直接的受众毕竟是大量的普通民众。一国文化与对象国民众既有的文化价值、认知水平、心理结构是否适应，是文化外交能否达成目标的重要因素。而现实主义的权利和利益关系，正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理而影响到对一国文化的好恶，这一点无需多言。

在整个冷战年代，中国文化外交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类是其他友好的亚非拉兄弟国家，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少之又少。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是那时文化交流的主导因素，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基本状况，说文化交流是政治关系的“婢女”似乎也不为过。但到了冷战后，文化交流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彰显出更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特点，政治功利目的则被明显淡化。这是由于跨国文化交流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民众普遍的愿望和潮流，而冷战的终结使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关注焦点，也由政治与安全而偏向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更多地去探寻政治和安全关系背后的文化原由。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一个融入世界体系的大国而言，文化外交已不是其是否愿意实行的问题，而是在文化张扬的时代必须有所作为的事情。国家政府已经很难像过去一样控制文化交流的进程与影响后果，这增加了文化外交成效的不确定性。

关键在于文化价值观的认同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文化外交呈现出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的态势，文化年、文化季、文化月、文化周等多种形式的“走出去”活动频繁举办，遍布五湖四海，具体的文化交流内容，更是从美术到音乐、从武术到电影、从京剧到民歌、从宫廷密宗到民间习俗、从儒家典籍到饮食烹饪、从甲骨文到兵马俑如此等等，几乎包罗万象。近年来中国的春节习俗也被推到海外，舞狮舞龙，热闹非凡。当然，除了“走出去”，还有大量的“请进来”，两方面相结合构成中国文化外交的整体景象。如前已述，文化外交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然而，多年来如此庞杂的文化交流项目、甚至是无比热闹的文化交流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呢？

由于文化概念的外延可以“无所不及”，很容易造成文化交流的“无所不包”。但对于包含提升中国软实力目的的一种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而言，却必须搞清楚是哪些文化因素发挥了提升软实力的功能，哪些没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这就有必要对文化进行分类，尽管这本身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种虽然粗略却不失有效的分类办法，就是将文化分为物质性文化、精神性文化和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就是以物质方式存在的文化，如建筑、瓷器、丝绸、兵马俑等等；精神性文化，如宗教、习俗、文学艺术、审美等等；价值型文化，如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规则、意识形态等等。这三种类型的文化共同构建了国家文化形象的丰富性，但是，只有价值性文化与国家的软实力直接相关。这是因为，文化要转化为软实力，就必须使其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被认同。换言之，如果一国文化所包含的主流价值观不能被认同与接受，那么即使其物质性文化与精神性文化再多姿多彩，也难以赢得软实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管德国的建筑如何有特色、音乐如何动听、哲学如何高深，这些都不会转化为希特勒政权的软实力，因为世界不认同其法西斯的政治文化价值观。说到底，文化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价值观外交。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外交侧重的却是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方面，而非价值观的方面，这就使我们的文化外交往往“费力不讨好”，达不到将文化外交转化为国家软实力的目的。

文化价值观的选取

在认识到文化外交提升软实力的关键在于文化价值观被认同之后，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选取何种文化价值观进行文化外交。之所以需要对文化价值观作出选择，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并非是单一的或不言自明的，而是一个内在构成庞杂的、“博大精深”的体系。虽然说儒、道、释构成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主流，但中国文化内在的价值冲突比比皆是。比如，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之一是“和谐”价值，但也有强调斗争的，从来不缺乏“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豪情，在讲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也颂扬“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精神；在社会与政治领域，讲求“和谐”的同时强调恪守等级制（典型如三纲五常），希望把和谐秩序建立在权力和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上。又如，中国文化中既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普世情怀，又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既有人心齐泰山移的集体主义精神，又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主张；既有“满纸的仁义道德”，又有纸背后“吃人”的人伦礼教；既提倡“杀身成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也提倡“好死不如赖活”；既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卫道精神，也有“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传统；既有儒家的修齐平治人生诉求，也有道家的出世思想，还有佛家的“万物皆空”理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在如此庞杂、矛盾、纠结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进行文化外交呢？选择的标准，无疑应该是中国特质和普世性的结合，即将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价值观比照他国他民族的普遍性的价值观，传播中国自己的优秀文化价值，同时吸收世界各国能够体现出时代特点的先进的普世性文明价值。然而，中国特质的文化要被表述成普世价值被人接受和认同，常常不得不脱离复杂的中国文化语境而“断章取义”。而当今时代以“普世性”面貌出现的价值，主要是西方现代价值，如果以西方现代价值为准则来考虑取舍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以用于文化外交，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文化外交一种深深的价值困境。而这种文化价值选择的困境，植根于西方文化拥有话语霸权、中国文化处于“结构性弱势”之中的现实。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要自主性地选择文化价值观进行文化外交，必须打破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改变自己的文化结构性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