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别2012，拥抱2013”特别报道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吴渊

据国际某咨询公司调查显示，相信所谓“末日论”的中国人不在少数。此调查是否正确，另当别论。此事引发的思考，倒是值得一品。

翻遍中国各种神话传说、历史记载、宗教理论，“末日论”是找不到任何文化根源和继承的。它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是以西方基督教等宗教思想为本源，借助好莱坞电影等西方流行文化为传播工具，在世界范围内散布开来的。换句话说，“末日论”在中国的流行，是西方文化强势的又一次体现。

抛开“末日论”，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主流价值观在全球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愈发明显。衣着、语言、科技、流行文化、政治生态、商业规则……“拿当下热门的世界关系领域的术语来说，这便是西方诸国‘软实力’强于我国的表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志洲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总体来说，我国的‘软实力’偏弱，文化整体上处于守势。”

“软实力”：吸引力是核心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政治家约瑟夫•奈提出的，指的是一种有别于经济、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获得国际影响力的因素。在约瑟夫•奈的著作中，“软实力”被归结为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念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

“软实力”这一概念第一次登上国内的政治舞台，是它被正式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自此，“软实力”的概念得到了更普遍的认同和使用。在寻找中国崛起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时，譬如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国内制度的不理解，“软实力”恰逢其时地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思路。

张志洲表示，约瑟夫•奈的理论对中国在观察自身力量结构、寻找“软实力”建设方向等方面确实有很多启示。但是，由于在分析过程中，约瑟夫•奈从简单的国家力量的角度来剖析“软实力”中文化艺术、精神价值丰富多彩的构成，事实上也遮蔽了很多东西。很多中国学者也表示，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等国家力量应该受到文化的制约，而不是相反。“这个概念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不能迷信地用它来分析一切国际关系问题。”张志洲说。

“软实力”对比：基督教与儒家之争

“软实力”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便是丰富了原有的仅以“硬实力”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内涵。可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军事、经济相对强大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依旧占领着“软实力”的制高点。这是否意味着“软实力”没有现实意义、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学术论调呢？

对此，张志洲表示，软硬实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关系。他谈到，要理解西方“软实力”强势的根本原因，一是要追根溯源地研究其文化历史进程，二是要理清“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逻辑关系和机制。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软实力”的扩张，是与其在近现代的殖民历史息息相关的，而其在印度等殖民地推行的殖民文化政策更是“功不可没”。而反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大规模殖民的时期。从文化核心来看，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普遍是由基督教文明派生出来的，而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和扩张性。这和中国的文化核心——儒学，是有显著区别的。“中国儒家文化圈的形成，靠的是中国文化当时具有的优越性、先进性和魅力。”张志洲说，“也就是史记中说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谈到“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的问题上，张志洲举例分析道，如蒙古帝国、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德国以及前苏联，他们强盛一时的“硬实力”并没有带来对其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硬实力’的作用其实只是更好地推广，而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等是否能够被广泛认可，是看其是否具有科学的、严密的论证逻辑与普世的价值观念，这就是”软实力”中‘软’的特征。”

“软实力”的世界排行

近期，英国某知名杂志公布了其年度全球各国“软实力”排行榜，参照标准包括政府的外交表现、对企业的吸引力，以及在奥运赢得的奖牌数目等50项使用“软实力”的指标。其中，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20位下降到22位。

针对这个排行榜，张志洲认为，其评判标准对于致力于发展“软实力”的我国确实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是也不必过于在意。如同各大高校排名一样，这类排名榜单的主观性是很强的。由于中国所处的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地位，对于“软实力”理解会受到自身利益判断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用完全按照西方思维方式设计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中国明显是很不利的。“把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国家，和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五千年文明、GDP在世界排名第二的国家放在一起排名，这中间数据是如何统合的，本身就令人怀疑。”

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之路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文化资源，世界流行文化中的中国元素也屡见不鲜。然而，如何更好地推广自身的文化魅力，却是中国提升“软实力”一项绕不开的重点。其中，就推广的主体究竟应该是政府还是公民社会，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约瑟夫•奈在接受采访过程中曾经表示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主要由公民社会产生，而非由政府产生。中国政府不愿开放公民社会，限制了中国“软实力”的发展。

尽管约瑟夫•奈的这一言论是完全站在西方标准的立场上、并且与其“软实力”理论体系是有一定矛盾的，但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张志洲坦言，中国在公民社会方面的发展确实是不够的，提升的空间还很大。而且，由公民社会组织、杰出个人、甚至是普通民众在交流过程中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与亲和力，说明、说服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往往能起着政府难以实现的效果。因此，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到了“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

但约瑟夫•奈同时强调，提升“软实力”的主导力量还是来自于政府。在张志洲看来，这一点也是约瑟夫•奈自相矛盾的地方。

重新构建中国核心知识分子群体被看作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式。有观点认为，社会发展中，精英知识分子的作用如果能得到很好的发挥，那么这个社会的“软实力”通常更容易得到增强。“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是知识生产的场所，是价值观形成的基地，是意识形态的阵营。”张志洲表示。然而，构建核心知识分子阶层，需要有一种核心价值观能够被达成普遍的共识。“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是中国传统价值观，还是以西方的民主社会理论为基础？很显然，在中国，如果有的话，那它应该是一种结合与融合的产物。”“一个国家如果长期没有知识分子界的共识产生，在每一个领域发出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就很难形成文化领域的强势，提升自身‘软实力’也因此困难重重。”张志洲说。

在未来中国提升“软实力”的方向上，张志洲提出了两个方面建议。首先，应该继续加强体制建设，深化文化制度改革。“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要让国际社会认可，自身发展成就要对国内民众更有吸引力。”而另一方面就是要强化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强调说服力和说明能力。这就涉及到了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立足于文化软实力建设，为中国崛起构建起坚实的文化软实力根基，既是对当今时代世界潮流的积极回应，也可以使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在采访的最后，张志洲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