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君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

康晓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应当是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准确定位，“走出去”的应该是那些能够使日益强大的中国更具有亲和力的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曾经滋养出灿烂辉煌的古代中华文明，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只有自信地拥抱世界，才能展现更加持久的魅力。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正推动着中国文化经历沧桑巨变。反过来，这种文化革新又引领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这在当前的最新表现就是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总量的迅速提升并未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这种矛盾的国家属性必然导致国际社会各种失真的解读。就像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最近在冷战结束二十年之时却依然将“意识形态的冲突”作为封面主题一样，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的巨大成功更容易被引向“文明冲突”的陈词滥调之中。正如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文化角度深入思考中国和平发展的全新环境和应对战略，将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公共外交紧密结合，在文化传播中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国际社会建设者的国家品牌。

准确定位中国传统文化

当前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对于中国文化的定位尚存在偏差。比如，红色始终是中国文化向世界展现的主色调，而当笔者询问西方学者的感触时，他们却认为看到红色很容易联想起革命与鲜血，让人感到攻击性，这也许是“中国威胁论”的一种文化来源。实际上，红色在中国的确象征喜庆，是中国民俗文化的表现，同时代表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群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偏爱淡雅的颜色，比如中国古代文人崇尚的四种植物——梅、兰、竹、菊，没有一种是大红大紫。相较于红色而言，淡雅的色彩能表现中国文化中儒雅、柔和的一面，在对外交往中也能让人感到一种亲和力。因此，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色调可以采用多元化方式，中国红与淡雅的色调并存，能够更好地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广博与包容。

再比如，武术最容易被用作中国对外传播的文化符号。但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源远流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再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走来，延绵不绝，凝聚了多少中国文化的精髓，宁静却睿智、平和而坚韧，没有成功后的张扬与孤傲，而是进步后的自省与包容。因此，中国文学应当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中国文学中的山水田园派作品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因为它们赞美的是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抒发的是作者对大自然的美好向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自然哲学智慧，既展现出中国文化亲和、唯美的一面，又与西方环保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文化与一个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是典型的海陆复合型国家，因此也有着海陆复合型的文化基因，但我们的对外传播却往往侧重大陆文化而忽视海洋文化，这也是一大遗憾。注重中国海洋文化传播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容易让西方人听懂中国故事，因为主导当代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就源于古希腊海洋文明，海洋可以成为中国与之沟通的桥梁。其次，中国的海洋文明以合作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没有走上西方对外侵略的道路，因此是彰显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里有一段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展现就颇值得借鉴，希望今后在中国公共外交和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能看到更多这样表现中国海洋文明的生动故事。

总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应当是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准确定位，“走出去”的应该是那些能够使日益强大的中国更具有亲和力的文化。

建立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以国内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不竭动力。当前，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的确在文化层面出现了精神空虚、道德缺失等值得警惕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还是没有很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传承的现代创新，致使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出现了精神断层。在当代中国，复古、前卫、古典、流行、西洋、跨界等各种文化现象层出不穷，但热闹背后需要有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精神内核。严格来看，中国文化的复兴理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但复兴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复杂地扬弃。中国文化“走出去”应当与国内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将传统文化凝结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中国时代精神之中，向世界展现一个底蕴深厚、生机勃勃的现代中国。

强调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因为近代以来部分中国人缺乏一种文化自信。近代百年屈辱让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容易觉得自己不行、“中国人永远是西方的学生”。实际上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整整一千年时间里，中国始终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中国文化的魅力更是对周边乃至欧洲国家产生着深深吸引力。近代以来，尽管西方逐渐超越中国，但这种超越本身就源于“四大发明”等“中国创造”为其提供的科技力量，这一点在英国学者艾兹赫德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和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两本著作中都有详尽论述。

一些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不自信的重要原因是认为被西方现代文明打败，于是得出了“西方人比中国人强”的错误认知。实际上，正确的逻辑应当是西方的现代文明击败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因为中国近代统治者主动放弃了现代化，而不是中国人不如西方人，更不是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只要中国人主动拥抱现代化，同样会变得强大，而且事实正是如此。经过新中国六十二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尽管有人说这种成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一切经济活动都渗透着民族文化的基因。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已远远扩展到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努力拼搏与改革创新，正是中国时代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

在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当市场与创意结合在一起时，人类的想象力就被无限激发，而资本的力量又会助推最具价值的创意成为文化商品，最终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赢。这种现代化的文化发展理念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孕育出来，反过来又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各种文化形式传播出去，向世界讲述一个生动的现代中国故事。

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紧密结合

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大势所趋，但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海外社会更好接受自己，同时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跨国企业虽然具有国际性，并且遵循基本的商业逻辑行事，但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当代世界中，让人产生的第一印象还是其母国的国家形象，这对于大多属于国有企业的中国跨国公司而言尤其如此。文化涉及观念，观念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因此，如果国外公众对跨国公司母国形象形成了不好的观念，那么肯定会对跨国公司产生抵触情绪。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走出去”实际是以文化“走出去”为基本背景的，如果中国“走出去”的文化能够塑造一个亲和、友善的中国国家形象，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就会减少许多文化困境。

与此同时，企业本身也可以成为文化“走出去”的载体。从管理学角度看，企业文化一定是本民族文化的体现，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是在传播中国文化。成功的中国企业文化不仅有助于跨国企业海外管理，更将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成功塑造，而这就需要培养一批既具有出众的跨国经营才能，又深谙中国 传统文化之道的中国跨国企业领袖。

寻求与西方文化的共性而非差异

当前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一大主要障碍是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其最大特征就是西方喜欢寻找中国与西方的差异，认为这些差异会导致中国对世界的威胁，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政治制度。冷战思维者认为，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反对普世价值。实际上，天下从来就只有共性的价值而没有普世的制度。在现代精神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早就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追求人类共性价值的奋斗历程，其结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所有西方现代国家一样，都是现代政治制度形式，必定会做到外争主权而内保民权，这正是现代中国与西方最大的文化共性。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一定要在这一点上下足工夫，让西方国家公众看到一个和他们一样追求现代文明的、开放而自信的中国。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另一个重要共性是在强大以后勇于担当。“中国责任论”是中国公共外交需要破解的一大难题，其基本逻辑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的电影《蜘蛛侠》正是以此句台词为点睛之笔，但这部电影在中国同样取得了不错票房。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同样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否则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就不会风靡全球华人世界，因为那里面同样塑造了许多像西方蜘蛛侠、蝙蝠侠、超人一样的大侠形象，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除暴安良，维护正义。可见，勇于担当实际是中西方文化的一大契合点，反映到当代中国对外行为上，就是勇于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

总之，中国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内敛而深刻，不外露却自修身，善于通过自我提升而非强行输出来潜移默化影响别人，以实现和而不同的和谐境界。

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需要这种“修炼内功”的精神，以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为指导，在国内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上向国外公众传递一种自信、开放、和谐的现代中国精神，增强中国公共外交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国际社会建设者的国家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