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洲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浪潮之下南海争端的热点化，周边国家与美国频繁举行海上军演，加上日本在东海钓鱼岛和油气资源等问题上从未消停，中韩海上边界问题也因渔业冲突而步入国人的视野，今天中国的海洋安全与权益维护已陷入了麻烦不断的境地。即便媒体不时曝出中国在海军能力建设方面鼓舞人心的消息，但总体上，作为东亚区域内最大并且拥有广袤海域的国家，作为海军力量远大于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力量之和的国家，中国在应对海洋争端中处于守势。这里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美国力量的介入，二是中国自身缺乏强大的海洋话语权。因此，“抵消美国”与构建强大的中国海洋话语权，应成为中国扭转当前在海洋争端中的被动态势、实行进取性海洋战略的必要对策。

美国的多层次介入

尽管如今的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战略性质，而且这种关系仍然在建构中，难以判断是敌是友，但如果要问哪个国家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和权益构成最大的挑战和威胁，那无疑就是美国。虽然与冷战结束初期相比，今天中国的总体对美战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扭转了由“银河号事件”所代表的完全被动和受欺压的态势，赢得了越来越大的主动权，但是在中国的海洋问题上，美国的介入却是加强了而非削弱了。

美国对中国海洋问题的介入是多层次的，包括政治介入、经济介入、军事力量介入和话语介入等。政治介入包括美国于2009年加入了东盟地区论坛、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美国参议院在2011年6月27日通过一项关于南海问题的决议，声明“美国强烈支持和平解决南海的领土争端，并许诺将继续敦促通过多边和平进程解决这些争端”等。由于中日在东海、中韩在黄海存在海洋争端，美国与日、韩的联盟关系也在事实上成为美国在国际政治层面上介入中国海洋问题的现成途径。经济介入包括美国的石油公司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联合在南海地区勘探和开采石油等。但到今天为止，美国对中国海洋问题介入的最主要表现方式是军事力量介入和话语介入。

美国对中国海洋问题的军事力量介入，虽然尚未导致战争，但战争的威胁却如影随形，严重制约着中国海洋安全和海洋权益的维护。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就是美国遏制中国的联盟布局和战略图谋，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海洋安全和权益。除了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剑指中国，由于中国与南海周边一些国家潜在的战争冲突一直存在，美国长期以来经营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布局军事基地，必然意味着对中国南海问题或明或暗的介入。2010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东南亚国家分三类：菲律宾、泰国等正式盟友，新加坡等战略伙伴，以及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可预期的战略伙伴”。虽然1992年美国撤出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但1995年美济礁事件中美国公开支持菲律宾，1998年美菲签署了《访问部队协议》。2000年美国又通过协议租借了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等。近年来，美国在黄海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在东海与日本的联合军演、在南海与菲律宾和越南等的联合军事频繁举行，美国航母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游荡更是不言而喻地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和权益的维护构成威胁。至于美国保持对台湾的影响力并向台售武，以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方式意图扼住中国海洋战略的咽喉。随着近年来中国海军力量的增长，美国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布局并于2011年驻军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也被称为是构筑针对中国的“第三岛链”，意味着美国准备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与中国的海洋战略进行博弈。

话语介入是美国介入中国海洋问题的一个鲜明特色，意在争夺话语权，贬抑中国的海洋政策，为它自己的介入提供合法性说辞。最典型的事例当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7月23日东盟地区论坛上的演讲，尤其是她在举世瞩目的国际场合以“突然发难”的方式抛出关于南海问题的论调，以达到话语的轰动性宣传效果。在那次演讲中，她惘视中国长期致力于与有关声索国双边解决问题的模式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已有的成果，质疑南海的自由通航问题，高调声称南海事关美国国家利益，提出组织国际机构解决南海问题的方案，以及暗示中国在使用武力威胁等，成为美国话语介入中国海洋问题的生动教材。如她阐述道：“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支持所有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在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合作外交进程来解决争端，我们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另外，不管在中日钓鱼岛之争时还是最近的中菲黄岩岛之争中，美国都抛出不偏袒一方的“中立”论调，中国某些舆论还呼吁美国恪守这样的“中立”原则，殊不知这种话语背后的陷阱，就是美国对中国拥有这些岛屿主权事实的蔑视。

反思与对策

21世纪是一个海洋世纪，如果中国不能实行进取性的海洋战略而“走出去”，崛起就难以真正实现。而如果中国自身的主权海域或“蓝色国土”的安全和权益不能切实维护，海洋战略的“走出去”也就犹如拎着自己的头发跳离地球那么难。然而，今天的严峻局面是，中国海洋战略的“走出去”却遭遇霸权国家美国的“重返亚太”。中国民众可以“不喜欢”美国对于中国海洋问题的介入、挑战和威胁，却必须客观地理解介入的动因，并反思我们海洋政策的得失，从而找出有效的对策。

美国“重返亚太”无非有两大目的，一是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存在，二是分享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国家崛起的经济成就。为了维持霸权，美国必然要遏制中国，因而在中国的海洋问题上加以多重介入并不令人惊奇。而为了分享中国崛起的经济成就，美国又必须与中国合作，并且让中国有更大的崛起空间。可见，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包括海洋政策，存在一种深深的逻辑矛盾。尤其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从成本和收益计算，分享中国崛起的成就远比一味地遏制中国要理性得多。换言之，美国“重返亚太”的内在逻辑矛盾和理性的成本-收益算计，使它在遏制中国崛起问题上难以做到铁石心肠，至多是一种“有限遏制”。中国崛起也使得中美在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增多，而双方的权力结构趋向均等化。这些都使中美合作，包括在海洋问题上的合作留有广阔的空间。消解美国对中国海洋问题上介入的影响，或曰“抵消美国”，最好的办法还是以中国崛起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为基础与美国进行深层次的合作，使美国谋求霸权的企图消解在合作的海洋里。美国人常言“中国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以及“欢迎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决非虚妄的托词。当然，美国经常从全球性的战略合作层面出发从与中国合作中获得利益，而中国经常“以大局为重”容忍了美国的索取，也同样体现在美国对中国海洋问题的介入上，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既然美国以话语介入中国海洋问题为特色，那么“抵消美国”的另一对策就是构建中国的海洋话语权。杨洁篪外长在2010年东盟地区论坛上以“七问七答”的修辞方式回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南海问题的“话语介入”，就是中国争取海洋话语权的一个成功案例。不过，构建中国的海洋话语权需要中国政府和学界更加系统的思考、阐述和探讨。尤其要看到，美国“话语介入”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国强必霸”论，而中国要对此作出回应，则不仅是构建海洋话语权的问题，而且是为整个中国崛起寻求合法化话语的问题，因此必须从国家崛起的话语权战略高度来构建中国的海洋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