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洲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

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尽管在十多年前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就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在探讨网络对政治的可能影响，但从来没有能像今天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之所在。互联网对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至少在两个方面日益突出：一是就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来说，表现 为网络外交的兴起；二是在国内政治领域，表现为公共舆论的分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强势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外交，恰是助长甚至制造该国国内公共舆论分裂的重要因素。对于我们中国而言，互联网上公共舆论的多元化已然是一种常态，这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机体健康的反映，但是近年来网络热点事件上公共舆论的分裂和对立值得关注，而如果国内公共舆论的分裂背后有来自他国的网络外交干预，那么，其所呈现的就是一种被扭曲的舆论生态，包含着社会稳定甚至政治动荡方面的风险。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网络外交的意图一直存在。因此，如何防范网民“被网络外交”，消解某些强势国家利用网络公共外交来助长或制造我国国内舆论分裂的隐忧，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话题。

一、“无网不在”：网络外交的凭借

网络外交在当今时代的兴起，有诸多原因，首要的则是互联网本身发展到了一个涵盖广泛的高级阶段。无疑，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更是一个“网络时代”。就像许多年前一个著名诗人的一字诗所写的：《生活》——网。虽然互联网最初是被作为军事通讯手段而发明出来的，但自从民用 网络普及化以来，互联网便不断地“开疆拓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民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中国更是从2008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一网民大国。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全球网民数量已达20.8亿。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同期中国的网民人数达到4.57亿。另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预计，2015年中国的网民人数将增至7.5亿。网民人数的量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互联网本身的质变：“上网”成为越来越多人工作不可分离的部分，信息获取、观念塑造和言论表达的重要渠道，甚至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尤其是近年来，社交网络的发展被誉为互联网领域一场新的“媒体革命”。由于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原来泾渭分明的不同通讯手段日益融合，以网络为依托的交流方式不断翻新，手机入网和开通微博成为网络扩张的新潮流。目前中国通过移动终端上网的网民人数已超过3亿，据估计，在今后2年间中国还将新增1亿通过移动终端上网的网民。 由于手机可携带的便捷性，使我们的世界真正变得“无网不在”。这种状况，正是当今网络外交得以兴起的凭借，也是他国可以对中国网民实行网络外交的通道。

互联网曾被寄托着信息民主化的期望，但由于世界各国间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极不均衡，“数字鸿沟”反而越拉越大，实行网络外交的能力自然也就强弱分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霸权，也是网络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其发达的网络信息科技、对世界多数网络根服务器的控制权、对网络规则的制定能力等方面，还体现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语言主要是英语上。超人一等的网络科技既可对他国构筑信息屏障，也能轻易地跨越他国设立的网络障碍，攻守自如。而语言的优势，不仅意味信息传播的优势，也可转化为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优势。这一点，正是网络外交作为一种公共外交的基本诉求之一。当然，网络外交的实施，还得有国家或其他形式国际行为体的主观意愿，而美国则绝不缺乏这种意愿，互联网已经是美国实施国家战略和追求国家利益的主要战场之一。相对于美国等网络强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外交方面则都处于“结构性弱势”之中，包括我们中国。

二、防范网络外交助长公共舆论分裂

互联网是信息交汇和观念碰撞的场所，也是公共舆论的集散地。由于网络信息的普遍共享性、即时性和互动性，“网络无门槛”的开放性，加之非实名制的基本管理规则，网络舆论的多元化是一种基本的舆论生态。况且由于社会的多级分层以及人们利益诉求、思想观念、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社会舆论的多元化是现 代社会的正常现象。不过，观察近些年一些我国网络上对一些热点事件的讨论，多元化往往简单化为舆论的分裂和对立。如“躲猫猫案”、“曹操高陵案”、“我爸 是李刚案”、“钱云会案”和“药家鑫案”等等，都形成了汹涌的“主流民意”，与之相对的往往是某些地方政府的官方意见。至于外交性的话题，如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越关系和南海问题、国家核心利益问题等等，在网络上更不时表现为“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舆论分裂甚至被标签化为“爱国”与“卖国”的骂战。网络公共舆论的分裂和对抗，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体现，也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脆弱性。而这为某些国家的对华网络外交提供了潜在的可乘之机，因而也是我们要加以防范的对象。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网络公共外交，近些年来频频出手，从中可以总结出其几种主要的影响方式。一是采用现有的最便捷和最先进的社交网络手段干预对象国政治变局。如2004-2005年前后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中，手机短信和网络博客就扮演了“革命舆论”煽动者的角色。2009年4月，微博“推特”在摩尔多瓦发生的一场未遂的“颜色革命”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次革命甚至被称为“推特革命”。2009年夏天伊朗大选后，美国国务院为了便于伊朗反对派阵营利用“推特”等网络工具发布信息制造舆论声势，特别要求“推特”运营商推迟系统升级计划，给反对派以技术支持。至于在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 亚等北非国家的政治大变局中，“推特”、“脸谱”、Youtube等微博社交网络更是“功不可没”。二是专项斥资，开发新的网络外交技术手段。比如，根据 2011年6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美国国务院正计划斥资7000万美元，设立“影子”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络，协助伊朗、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反对派与外界通讯，避开本国政府监控或封锁网络，其中200万美元用于开发可作为控制中心而携带方便的“行李箱互联网”。三是开展首脑人物的个人网络外交，以显示平民化和关切性。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重要政治人物麦凯恩、戈尔等都在“推特”上开设微博，奥巴马更成为了一位“推特”明星，其微博的“粉丝”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60万人。这种方式被誉为奥巴马“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前夕，美国驻华大使馆则专门邀请了一些博客作者，举办针 对中国博客的奥巴马访华吹风会。这其实也属于首脑个人的网络公共外交方式，只是不太被人们注意到。四是，对外灌输强调“网络自由”的核心价值。比如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10年1月和2011年2月的两次关于互联网自由的演讲，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虽然事实上她推销的是双重标准的“希拉里式自由”。而2010年初谷歌退出中国事件或2009年5月美国政府的授意微软公司切断了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五国的MSN即时通讯服务端口，则是以网络制裁的方式来强调“网络自由”。

尽管目前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美国对华的网络外交与国内的网络公共舆论分裂之间存在直接而深切的联系，但无疑，中国一直被美国当做控制网络舆论的典型国家，因而也是美国一直试图加大实行网络外交力度的对象，2011年2月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的讲演当日声明要开通“推特”中文账户，即是明证。不过，在现有的网络力量对比和国际舆论格局下，即使美国没有明确的对华网络外交项目，其对中国网络公共舆论生态的影响也是存在的。这是由于网民们每天暴露在海量流动的信息之下，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暴露在各种外来舆论的渗透之下，而美国又是网络影响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国内网络热点问题上公共舆论的分裂， 在根本上透露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左”和“右”对立。这其中，“右”的舆论观念通常有一个美国的样板或源头，“左”则往往是对“右”的回应。

由于美国对华实施网络外交的能力在，意愿在，只要有可乘之机，其对于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的干预就将是直接性的。如果真的给予它这样的时机，那么它无疑将制造或助长中国网络公共舆论的进一步分裂。这就是我们要加以防范的隐忧。网络媒体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一件普通事件也可能被无限放大，在社会结构脆弱的 背景下公共舆论的分裂是一种表征。目前中国又正处于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调整社会结构、弥合舆论裂隙的任务繁重，但是只要没有外来舆论的干预，中国社会 经过一定时间的改革变迁后重新生发出主流价值共识是可以期待的，公共舆论也必将回到多元化而同时拥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正常状态。但是，若是受到带有某些特殊意图的外来舆论干预，中国的网络公共舆论将不是走向新的弥合，而是进一步分裂以致可能付出社会稳定和政治动荡的高昂代价。

三、如何消解网络公共舆论分裂的隐忧

网络公共舆论的分裂，对于中国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世界上网民数量第一的大国，如何权衡网络发展、网络管理和网络自由三者间的关系，本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利益多样化和观念多样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政府部门无疑要抱着“平常心”适应网络舆论多元化这一常态，甚至对于网络热点事件上公共舆论的分裂，也应该首先反思国内的社会成因，而非只把责任推给外来的舆论干预。然而，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加上网络舆论会把一些平常的问题与矛盾无限放大的特性，网络公共舆论分裂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方面的压力是巨大的。一旦外来的网络外交干预国内的网络舆论生态成为现实，国内既有的社会矛盾就可能被激化和点燃。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呈现出迅速崛起的态势，但在仍然由西方主导的当今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中，我们在国际舆论、价值观和话语权方面都处于“结构性弱势”之中。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网络技术上的差距和传播能力上的不对等，则使这种“结构性弱势”更加明显。再者，网络本质上是一种传播媒体，网络外交的本质则是利用网络塑造观念、影响公共舆论、争夺话语权并从而达到自身权力和利益的目标。网络因其便捷性而必然成为一国对另一国网民进行公 共外交的低成本便利场所，因而体现为话语权竞争的阵地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战场。

那么，中国该如何消解外来网络外交所可能制造和助长的网络公共舆论分裂的隐忧呢?以下的思路或许有所助益。

其一，加强网络管理的同时立足于网络自然舆论生态生成环境的培育。从短期来说，加强网络管理对于网络舆论的生态能施加影响，但是网络技术与网络管理之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信息流通则又具有分散化的特点，传统的平面媒体已经很难左右主流公共舆论的导向，甚至被边缘化了。网络舆论的多元化、甚至 在某些热点问题上的舆论分裂是基本态势，不可能在网络上复制传统媒体时代“舆论一律”的局面。既然如此，从长远来说，“堵”不是长久之计，而应该培育网络自然舆论生态生成的环境，让网络舆论的多元化处于不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弹性空间之内。

其二，深化社会财富分配结构改革，消除网络事件公共舆论分裂的社会结构成因。网络公共舆论生态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网络舆论的多元化或分裂化是社会共识缺乏的反映，更根本的则在于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社会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反观某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前苏联国家和2011年发生政治变局的中东北非国家，虽然有民众“被网络外交”的因素，但根本上说还是这些国家国内社会问题累积的结果。只要国内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被普遍感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普遍认同，关于社会改革举措和前进方向有共识，那么分裂的公共舆论自然会得到重新弥合与凝聚，外来的舆论干预也就失去了操作空间。因此，中国政府要消解网络事件上公共舆论分裂的隐忧，基本点还是应该立足于化解社会矛盾、改变不合理的财富分配结构等。

其三，努力改变网络公共外交“赤字”，争取对我有利的公共舆论。在网络外交或更广泛的公共外交领域，目前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较严重的“赤字”， 这种状况自然不利于中国的话语权竞争和外交利益的实现。不过，网络作为信息技术手段本身具有非价值性和中立性，这决定了网络公共外交是双向的，别国能够对中国网民进行舆论诱导，中国政府和网民同样可以对他国进行网络公共外交，以平衡舆论，进而争取于我有利的公共舆论。

最后，以开放的心态将西方文明的某些制度成就和价值观念视为人类的共同文明遗产加以学习、吸收。网络公共舆论的多元化和分裂化，比如“左”与“右”之争，根本上涉及不同的价值观认同。问题在于，本来可以多元共融、美美与共的价值观，非要如此对立吗？这既有赖于对起源于西方的那些制度成就和价值 观的重新认识，也有赖于对崛起的现代化中国之国际身份的重新定位。无论如何，将西方文明的某些制度成就和价值观念视为人类的共同文明遗产加以学习、吸收是开放的、日益崛起的中国应该具有的度量。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重构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共识，中国在网络外交和话语权竞争上就将化被动为主动，而网络舆论的重新凝聚也就可以期待。